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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少外出成为了疫情防控阶段人们的共同行为。尤其在发生多个因聚餐引起的新冠肺炎后,提倡推行使用公筷和分餐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
西方餐制的演变--合餐到分餐 幽门螺杆菌是许多慢性胃病(慢性胃炎、消化性溃疡、胃癌等)发生发展中一个重要致病因子,能在人体内生长繁殖,又能通过粪便、唾液排出体位,成为传染源。而家庭内合餐是重要的传播途径和交叉感染途径,无分餐习惯的集体合餐也可能增加幽门螺杆菌感染额机会,而且使多人感染相同的菌株。 分餐的形式其实不必完全效仿西方的“分餐分盘”。一种切实可行的做法是,将菜按人头划分出区域,个人只夹取自己的那部分即可。对于人多的场合,准备公筷公勺,随吃随盛。这种形式借鉴的是唐朝从分餐转变为合餐时的混合模式,既延续了合餐制的团圆气氛,又保留了分餐制的精神内核,避免人们在交流情感时,把口水也一并交流。余下的食物也没有沾上任何人的唾液,便于储存,是比较符合国人饮食传统的分餐模式。 俗话说,天下事不过是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这句话放在吃饭身上,其实也一样。分餐制,不仅是抗疫所需,也是日常预防胃癌,避免幽门螺旋杆菌传染的重要措施,是卫生意识提高的体现,虽任重而道远,但需要大家共同努力,营造一个良好的健康环境。
早在十多年前钟南山院士就呼吁过,在家庭中也要使用公筷,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钟南山院士向公众详解家庭卫生消毒重点时,也强调家庭用餐应使用公筷,有人认为分餐制来源于西方,但事实上,分餐制最早起源于中国。那分餐制和合餐制在中西方是如何演变的呢,分餐制又给西方带来什么好处,为什么现在我们又要提倡分餐制?
中国餐制的演变--分餐到合餐
合餐制是当下中国的主流用餐方式,但是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,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方式都是“席地而坐,分案而食”的分餐制,早在西周时期,《礼记?礼器》就有记载,而我们所熟知的“举案齐眉”的故事,也是分餐制的例子。中国合餐制的诞生,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,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。大唐盛世,受丝绸之路的影响,“胡床”“胡桌”等桌椅流入中原,胡人的合餐习俗也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。之后,宋代商业经济发展,勾栏瓦舍遍布街头,饮食文化逐渐平民化,合餐的用餐方式也更加为大家所接受。一直到明清时期,合餐制高度发达。乾隆时期的满汉全席更是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宴。至此,宴饮被更多地赋予了交际的意义,合餐制就为人情往来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平台。 
而在西方,其实并不是从古至今一直实行分餐制的。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,合餐制在世界范围内都占统治地位,是人类的共同用餐习惯。根据资料记载,古代希伯来人聚餐时围着餐桌进食,不但用手直接抓食物,还习惯于把手中的食物递给伙伴,直到中世纪,西方尚没有实行现代意义的分餐制。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,西方才开始抛弃中世纪狭隘事业和生活习惯,进行日常生活的革命。分餐制出现的原因与中世纪爆发的“黑死病”不无关系。
日本的分餐制
在谈到中西分餐制度和合餐制度的演变过程中,日本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国家。众所周知,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,尤其在古代,日本很多生产生活习惯都是模仿中国,而分餐制也是学习古代中国的,只是后来日本受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小,保留了分餐习惯。在日本,人们用餐时实行严格的“分餐制”,分餐习惯从小培养,日本的学校也实行“分餐制”,公用餐具与个人餐具分开,每天严格消毒。孩子们养成这个习惯,家庭中的分餐制也自然形成。日本的宴会也是按每人一份上菜,宴客时,主人会让客人点自己喜欢的菜,自己点自己吃,从不互相掺和。日本的分餐制也给日本的健康带来保障,减少了很多传染病的传播,尤其是幽门螺杆菌的传播。日本的分餐制不仅让他成为全世界寿命最长的国家,胃癌额患病率逐年降低。
为什么我们又提倡分餐制
随着文明的发展,卫生意识的不断提升,合餐制的弊端日益显现,传统的合食习惯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与人唾液的“传播交流”。呼吸道飞沫就能传播疾病,可想而知“唾液”带来的危害更加严重。唾液是多种致病原的载体,可传染多种疾病。合餐制的一大危害就是容易传染各种消化道传染病,呼吸道传染病。在人群中传播最多的是乙肝病毒和幽门螺杆菌。我国是胃癌高发国家,每年有近20万人死于胃癌,而胃癌的元凶就是幽门螺杆菌(HP)。 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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